女大学生被骗入传销 父亲进窝点解救 都是想不劳而获挣钱天上会飞来馅饼

民警身着便衣，在村长陪同下搜了一圈，没有找到线索。他们担心毛晓璐又被转移走了，于是请村长调出监控。一个多小时的监控中，毛明军一眼发现了女儿的身影。“我女儿骑着自行车出来，后座上带着一个女的，后边一个男的骑着电动车跟着她们。”村长称，这些不是村里的人。

民警很快找到了可疑的院子，并呼叫了增援。敲了几分钟门，没有动静。接着，警方破门而入，大喊“趴下”。“里面十几个年轻人，都抱头蹲在地上。其中有两个女生蹲在一起，低着头。”虽然光线不好，毛明军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女儿。

当天晚上，毛晓璐等十几个人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。路上，妈妈一直拉着她的手，像是生怕她再跑了。警方原本让他们再等两天，但第二天，毛明军就急匆匆把女儿带回了秦皇岛。“我宁可(7万块)钱不要了，也必须把她带回家。”

窝点

被救回家的很多天里，毛晓璐闷闷不乐。她的手机、身份证都丢在了传销窝点。刚回来的一个星期，她几乎不与外界联系。毛明军屡次想问女儿在传销窝点里的情况，她都沉默或避而不谈。

“旁边都是派出所，你自己不会跑吗?”妈妈试探地问了一句。

毛晓璐有些委屈，“我没见到派出所。我出去的时候，他们(传销人员)一直跟着，带我们走小路。”许多天后，她向记者描述，她进入窝点的第一天晚上，手机就被动了手脚。此后，“蝶贝蕾”传销组织以听课、考试等理由不让她走，并不断洗脑让她接受传销的那套观念。她想过逃走，但院子大门一直锁着。和家人打电话、通视频，会有两名传销人员带她出门，一直跟着。

“我平时自己一个人习惯了，不喜欢被监视，所以一开始反应挺大的，但是你架不住他们(的气势)。”毛晓璐说，后来为了安全，她开始假装顺从，“我坚信，不管多久，家里肯定会有人来找的。”

和外界通话时，遇到棘手的对话内容，身边的人就会把手机麦克风关掉，教毛晓璐怎么说。“(他们)告诉我这个话不能说，这个问题不能回。”几次与父母、同学发送位置或“位置共享”时，传销人员也使用了虚拟定位软件，发出错误的定位“南京”。

那个“家”里的领导只有25岁，十几个年轻人每天进出、行为都听他的。“他们的目的，就是让我们像他们一样继续去发展下线，邀请更多人进来。”“家”里的女生都是极少数，但女生“拉新”却要比男生容易得多。为了防止周围邻居怀疑，传销人员会用不同手机在窗边和院子里播放音乐、打游戏的声音，“让其他人听不到里边在干吗”。

渐渐的，毛晓璐相信了“产品买得越多，升级就越快，下个月拿钱就越多”的模式。她觉得投资这7万后，未来她真的可以赚到数十数百万，“他们说，等我以后邀请别人过来，卖出多少套之后，级别够了，就可以当领导了。”

口头上，“蝶贝蕾”是一款护肤品——但它永远停留在口头上，毛晓璐没见过真实的产品，那7万元买来的20多份“产品”，其实是20多张签完字就被收走的单子。

而到下一个月，她会收到一张手写的“工资单”，上面写着：“毛晓璐，工资1万元”。这张纸条会被传销人员拿走。一段时间后，毛晓璐开始对“赚大钱”的说法产生怀疑。等到遇到李桑，两人简单交流了一下，都表示了“想走”——这促成了李桑之后向毛晓璐的学校传递情报。

但彼时毛晓璐又掉进了另一个陷阱。“那个时候我已经把钱投在里边了，想等着，看到底能拿回多少钱。”于是，在窝点一个多月后，毛晓璐开始在手机上和人聊天(拉人)。学校很快察觉到她的异常，对其他同学发出了预警。窝点领导转变思路，让她用社交软件，去找陌生人聊天。

被困期间，毛晓璐也想过这些人做的事是不是违法，“但看起来，他们每天除了打牌就是听课、聊天，也没干什么。”她也知道父母担心她，但大部分时间，手机并不在她手上。传销人员有时会直接替她回复，“我现在连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了吗?什么事情都要问，什么事情都要管!”——类似“直怼”的回复，毛明军夫妇收到过许多次。

不能和父母说实话，甚至要欺骗他们，这给毛晓璐带来了心理困扰。但传销人员会立刻做“心理辅导”，“他们会说，你这么做只是为了以后能生活得更好一些，能赚更多钱，那才是对得起你父母。”

窝点虽然人员密集，但流动性很强——他们只有很少的行李，一旦发现风吹草动，可以立即转移。3个多月里，毛晓璐先后待过5个窝点。每次都是下午通知，晚上出发，会有男人骑自行车将她带到下一个“家”——获救一个多月后，毛晓璐还是习惯称待过的传销窝点为“家”。有的窝点间骑自行车只需十几分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