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冠感染高峰过后大三甲亏损显著 医院还能亏损？

不过在他看来，“医护人员带病奋不顾身，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，自身的健康风险，无法用经济衡量，医院经营亏损根本不值一提。”

而在DRGs支付改革推行的当下，不少医院发现当“全院变成呼吸科”时，这种单病种付费的支付方式失灵了。

浙江省某三甲医院的ICU主任告诉八点健闻，“在感染高峰期，全国医院都处于混乱状态，如果还按DRGs付费，医生都不愿意干。医保部门在眼下的时间点，都会有一定程度的退让。医院目前先按项目计费，等过了非常时期再说。新冠患者先按之前的支付政策，等后期财政支持方案出台后，再相应补还给患者”

一位浙江省某三甲医院肝移植科的医生则表示，科室医生目前不需要填写DRGs病案首页，等之后再结算。

八点健闻了解到，不少医院目前暂时采用了项目付费的方式，捱过这个非常时期，再考虑医保结算问题。

广州艾力彼医院管理中心(GAHA)主任庄一强博士告诉八点健闻，对医院来说，救治新冠患者不是算经济账的问题，是体现公益性的时刻。在放开后的这段疫情“急性爆发期”，医院没什么钱可赚，只能是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囤，把危急关头渡过去”。

跌宕起伏的三年

从2018年开始，每隔两年，艾力彼团队都会对全国医院的运营情况做一次调查。

庄一强用几个短句生动勾勒出疫情三年的样貌：2020年应该被形容为“突如其来”， 2021年是“忙中偷闲，有点小阳春的样子”，2022年则是“穷于应付、猝不及防”。

疫情对医院的影响，首先表现为新冠外疾病诊疗量的急剧下降。据艾力彼团队的调研结果，2020年，医院的工作量平均下降到2019年的80%，2021年大概恢复到90%;2022年，疫情爆发区的医院工作量再次下降到疫情前的50%，极端的大概只有30%。

北方某一线城市三甲医院2020年的运营数据和艾力彼团队的调研结果基本相符。

“第一年真的就让疫情给打懵了”，该院总会计师李秦川(化名)回忆。当年，疫情防控是最主要的任务，受到封控、医护外出支援等诸多情况的影响，他所在医院的工作量只有2019年的70%，这是他们在疫情三年间唯一的亏损年，“主要就是因为工作量下降了”。

而在新冠感染病例较少的城市，疫情对当地经济和医疗的影响相对较小，三年来医院业务收入为正，影响主要体现在业务收入增速。

贵州某三甲医院院长周林(化名)告诉八点健闻，在疫情前，他所在医院年度业务收入的增速保持在10%以上，撇开疫情影响不显著的2020年，2021年、2022年分别降至8.2%、4.2%左右。

疫情期间，除了诊疗量下降，医院还要承担繁重的疫情防控工作，这导致人力资源分散、支出增加。建发热门诊、方舱医院，扩容病房，购买防疫物资，增加设备，抽调医护到隔离点、核酸点、对外支援，甚至压缩合并病区……这些物资和人力支出都需要医院暂时垫付。幸运的是，这些对周林所在医院而言，“都还在可承受范围内”。

“太多的人力投入(在疫情防控)了，但在防感染和疫情防控方面是不能算计成本的。”李秦川告诉八点健闻，疫情期间，医院在成本支出方面没有太大的结构性变化，相对于人力成本，防控物资都是小头。

他坦言，疫情期间的成本预算经常被疫情的变化和防控的政策“打破”，没法按照常规的预算走。例如2022年中旬，当地政府要求医院核酸检测量到达日均三万管，这时就要大量购买PCR仪，不单要调整，还得要快，“今年随时都有紧急情况，有一个月我最长在医院住了20多天”。

除了诊疗量下降带来的收入下降，庄一强认为，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带来的“药品耗材零加成”是另一叠加效应。2020年至今医保支付制度改革持续进行，医院原本的药品和耗材收入减少，医疗服务价格却没有及时调整到位。这让医院的收入进一步缩窄。

收入下降，支出增加，大量医院只有靠疫情前的盈余苦苦坚持。